专访《悲情三角》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我的电影不只有讽刺，还有社会学研究
观看鲁本·奥斯特伦德的电影——如《方形》《游客》或他的最新作品《悲情三角》——就像是把自己卷入一个不可预知的漩涡。作为讽刺大师，鲁本似乎乐在其中，他并不怕吓到自己的观众，其每部电影都是在坐立难安的尴尬中伴随着哄堂大笑。2017年的《方形》以艺术界为叙事背景，《悲情三角》则把目光投向了模特和高级奢侈品的世界，从模特试镜再到游轮旅行乃至更疯狂的荒岛生存。
但是，来自瑞典的鲁本·奥斯特伦德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讽刺的悲观主义者。是的，他的电影取笑人性，但他更多地将其视为社会学研究，而不是专门针对富人和荒谬的辩论。他说，我们任何一个被困在现有社会体系中的人，都可能成为这些人，没有人天生就能置身事外。
《悲情三角》——该片片名是以人的眉心之间的那块皮肤命名的，时装模特们可以通过操纵它来表达情感或注射肉毒杆菌来抑制它——当然这是一场疯狂的冒险。该片在2022年夏天早些时候在戛纳电影节首映上并为鲁本赢得了第二个金棕榈奖，并在2022年10月7日于瑞典上映。本篇文章是和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的一场线上对谈。
Q：我听到有人说，他们认为这部电影很愤世嫉俗。
A：有时我听到人们说，“哦，我永远不想和鲁本共进晚餐。他真是个厌世的人，他可能讨厌其他人，”等等。如果你问我的朋友我是怎样一个人，我觉得他们的回答将会完全不同。因为我喜欢社交，我喜欢讨论，我认为我对人类的总体看法是我们非常善于合作。
但我对我的电影内容用了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如果你看看社会学，你会发现它真的很棒，因为它敢于在人类失败的时候审视人类。它创造了一个我们可以认同失败的设定和情境，我对人类什么时候失败更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罪恶，在罪恶中，我们无法达成做好人的目标。
当我在写我感兴趣的剧本时，我试着把自己逼入绝境。我该怎么办，我会作何反应，我能不能理解这种不良行为。这些都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我们有很多电影把人类描绘成英雄，我们也把困难的话题简化为“好人”和“坏人”两种模式。我只是觉得这种叙事方式让我没有太多工作的动力。
Q：它只会导致你写出无聊的故事。
A：是的。而且它过于关注个人，试图找到一种答案——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对我来说，我试着从中立的角度看待所有的角色，他们有能力做好事，也有能力做坏事。人们希望我告诉他们，“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其实是好人，我们所有人都是好人。”对我来说，这些是显而易见，但是讨论这些并不重要。
Q：你认为你的电影具有讽刺意味吗?
A：是的。这是最简单的交流方式，我总是在处理幽默，或者黑色喜剧。很难仅仅称之为讽刺，但我也用它，因为这是最好的沟通方式，观众应该自由的反应，无论是笑的方式还是恐惧的方式。
Q：当我在戛纳准备看《悲情三角》时，我想起在同一家影院也看过你之前的电影《方形》。我还记得那部电影里让我非常震惊的时刻，我忍不住笑了。而这部《悲情三角》无疑提高了赌注。你认为你的作品是相互联系的，还是说都是相互独立的?
A：不，绝对不能把它们分开。我接触时尚界和豪华游轮的方式，就像我在《方形》中接触艺术界一样。我总是从经济角度看待艺术界，时尚界也是如此。假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它们，许多从外部看来很荒谬的事情就变得很有意义了。
Q：为了拍一部关于这些领域的电影，你都会做什么样的研究？
A：嗯，说到时尚界，我和我的妻子聊了很多，她是一名时尚摄影师。
我还会找一些社会学研究，因为它们可以很好地作为我的目标案例。
我认为有一项研究非常有趣，而且百分之百有道理。一位科学家正在大草原上观察斑马，他问自己：“为什么它们在大草原上是黑白相间的？”他试图发现一只特定的斑马，并打算跟踪马群中的这只斑马。事实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立即在斑马群中消失。然后科学家们在斑马的皮毛上喷了一个红点，这样就可以跟踪它了。但这样的结果是狮子也能发现它，狮子会把斑马弄到筋疲力尽，然后马上把它吃掉。所以很多动物的伪装不是为了隐藏在大草原中，而是为了隐藏在兽群中。
这位科学家的意思是，人类在消费衣服时的心理和动物们藏身的方式完全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时装行业非常高效，他们每年秋天和春天都在改变时尚方式，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消费新衣服，我们才能融入不想脱离的群体之中。
Q：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的TikTok账号也有一大堆视频告诉我，作为一个千禧一代，我需要改变所有的穿衣风格，才能拥有22岁的时尚。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这正是为了重新融入群体。
A：是的。但有趣的是，我们虽然是群居动物，但我们总是试图在等级制度中调整自己的位置。从猴群中跳出来是很危险的，这一点我在《方形》中和猴子表演艺术家一起调查过。如果你只是静静地坐着，不露面，也许别人才会成为猎物。
Q：这就是为什么《悲情三角》开始于模特试镜室，但最终以演员们试图像野生动物一样生存而告终吗?
A：是的，我对把美貌等同于货币很感兴趣。我想先调查一下时尚界，那里有超级强大的等级制度，然后再去奢侈品界，那里的等级制度可能更荒谬。当影片结尾将会是一个女人，一个菲律宾厕所的经理，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时，我非常好奇，如果男模特感到非常饿，在那种情形下他会怎么利用自己的容貌和身体。
Q：当我第二次看这部电影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你似乎很擅长制作天生有趣的画面，但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也许地平线上只有一艘船，但出于某种原因，看到它也会让我想笑。你有什么理论能让事情看起来更有趣吗?
A：我认为一些实时的反应通常有助于产生某种幽默。例如，如果有人在呕吐，呕吐后你和他呆了半分钟，然后你说——“哦，很抱歉，我要去厕所”——这时社交尴尬就出来了。当你建立出一个呆板的场景，并且与被拍摄者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它就会记录下了我们的行为和所做的事情，而不是评估它们。你可以突出一些小事，然后它就变得滑稽了。
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当画面里有很多东西，也许背景里有一个人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或者一只狗在画框外偷看，就会看起来很有趣。
Q：你会设置好场景，让事情在里面发生吗？它们是如何进行编排的？
A：这些都是精心设计的。我所做的是，在一天的开始，先去调查和建立某个场景，然后再去观察人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场景中移动。然后你慢慢地打磨这个场景。最后，可以试拍很多次，通常多达20次，然后我会休息一下。
当演员们回到片场时，我说：“还剩最后五个镜头。”然后我开始倒计时。“还剩四次。来吧。“还剩三次。”最后我会把整个摄制组聚集到摄影机周围，这样我们就能给予他们最大的关注，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在踢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类似于世界锦标赛，而他们的参赛机会还剩两次。
最后一次拍的时候，我甚至开始敲锣。就像哑剧演员敲锣那样，让它响起来，“开始。”
Q：嗯，在一个场景中你让饰演船长和俄罗斯寡头的两位角色互相引用马克思、里根、撒切尔和列宁的名言进行辩论。感觉你对展现那些名人名言信手拈来?
A：在我成长的家庭中，我母亲在60年代就成为了左翼分子，我哥哥则是一个自由的右翼分子，我们在家里讨论过很多政治问题。每到周日的晚餐，他们总是围绕着这两种意识形态互相激辩。
当我写剧本的时候，我会想起在80年代，你会非常强烈地从西方或东方的角度看待世界。西方是自由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观念，东方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念。当我开始引用这些时期的名人名言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因为里根和撒切尔都很幽默。不过左翼一派的人，他们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他们的语录要干巴巴得多，所以我不得不搜索更多，才能找到左翼人士的幽默语录。回想起那些日子真是令人愉快。
Q：我觉得那一幕中唯一真诚的时刻是伍迪·哈里森说：“我是个糟糕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我拥有的太多了。”感觉像是在为自己忏悔。
A：事实上，我认为他错了。
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梦想而责怪自己，他们来自你成长的文化。人类的冲突在于我们有最基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我们总是生活在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的冲突中。有时候我们会梦到一些我们不希望梦到的事情，我们希望自己是另一个人。但要把我们从文化中剥离出来，让我们成为孤独的个体，以一种不虚伪的方式生活是不可能的。我不喜欢"伪君子"这个词。
Q：你还想探索其他文化吗？
A：我的下一部电影将叫做《娱乐系统崩溃》。这个片名很有趣，对吧。它发生在长途飞行中。从伦敦到悉尼或其他地方的15个小时的航班起飞后不久，乘客们就听到可怕的消息：娱乐系统崩坏了。
我一直对我们消费图像的方式和算法很感兴趣，这些算法一直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很有趣，但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我们。有人告诉我，一位文学教授正在比较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他说，好吧，我们最终没有被极权国家控制。我们最终进入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我们有一台我们喜欢的娱乐机器——手机，但同时它又完全控制着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飞机上做一个社会学实验来研究这些行为。
Q：五年前，我乘坐从纽约飞往悉尼的航班时，没有意识到飞机上没有互联网。我计划了很多要做的事，但都因为没网做不了，我吓坏了。
A：有一个术语叫“空中愤怒症”。研究表明，如果你从商务舱登机，当你去经济舱时，那么你在飞机上发怒的风险挥增加四倍。
Q：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原文链接：https://www.vox.com/culture/23387652/ruben-ostlund-triangle-of-sadness-interview 原作者丨 Alissa Wil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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